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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前,鲁迅、周作人、吴虞、田汉、冰心、沈从文的回乡“囧途”……

呼玛县人民检察院2019-01-11 15:51:45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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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晚九点半 · 精彩好故事

“回乡”是一个永恒的主题,但民国时期,交通落后,外地游子回故乡之路艰难,真正是“人在囧途”。

绍兴鲁迅故里,与“闰土”重逢。

为了回绍兴老家接母亲鲁瑞、夫人朱安、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平的新家生活,从1920年1月1日至1月4日,鲁迅走了4天3夜。

1919年,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在北京(北平)八道湾买了一套住宅,前后两进,花了将近4000大洋。同年11月21日,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新居。为了回绍兴老家接母亲鲁瑞、夫人朱安、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平的新家生活,从1920年1月1日至1月4日,鲁迅走了4天3夜。


1月1日凌晨,天还未亮,鲁迅从八道湾雇用黄包车去北京前门火车站,早上六点坐上火车,经过6个小时行驶,他终于抵达天津火车站。当日下午,鲁迅换乘另外一辆到南京的火车,再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。1月2日黄昏,鲁迅抵达上海火车站,他立即买好翌日去杭州的火车票。之后,他在火车站周边的旅馆住了一晚上。

  

1月3日凌晨,鲁迅坐上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。当日下午,他抵达杭州,在杭州旅馆住宿。他在旅馆打算通过茶房买一张从杭州去绍兴的船票,经过一番周折,他终于买到船票。

  

1月4日下午,他雇了一辆“黄包车”,抵达钱塘江码头,登上去绍兴的轮船。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,当天黄昏时分,轮船终于抵达绍兴。

  

为了慰劳一下辛苦的身心,鲁迅在码头雇了一辆轿子。几个小时后,他终于抵达绍兴城内新台门里的周宅,看到了久别的母亲、朱安和三弟周建人一家。

  

1月14日傍晚,鲁迅扶持母亲坐船离开绍兴向北京进发了。同行的共有七人,分别乘两艘四明瓦乌篷船,从门口张马桥上船,由门口小河缓缓驶出东郭门,北经五云门再向西航行,至五云桥头,天就暗下来了。15日晨抵达杭州萧山县的西兴,再换船渡江到杭州,当日住在钱江旅馆。次日早上,便从南星桥站上火车离开杭州往上海转车去北京。19日,鲁迅携全家安全到达北京,总共在路上花了五天的时间。

  

1921年,鲁迅写下了小说《故乡》。我们正是在这部小说中认识了“少年闰土”,我们更不会忘记小说结尾的那段话:“我在朦胧中,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,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我想:希望是本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;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


吴虞故居,其人已少有人知。


1922年,吴虞从北京回地处西南的成都,先后乘坐火车、大轮船、小轮船,甚至步行,历时25天,共花费200大洋。


北京与东南沿海的交通尚属方便。1922年,文学家、学者吴虞从北京回地处西南的成都,历时25天,共花费200大洋。200大洋在当时是一笔巨款,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万元。当时上海卷烟厂的女工,每日工作10小时,扣除伙食费,月薪才5个大洋。


吴虞先从北京乘火车抵达武汉,然后再从武汉码头乘大轮船抵达宜昌,再从宜昌换乘小轮船经过三峡等地抵达重庆,继而从重庆乘船到嘉定府(今乐山市)。到了嘉定府,没有铁路、水路去成都,他只好走路回家,这段行程400多里,他走了10天。

  

今天的人们对“吴虞”这两个字可能听都没听说过。吴虞(1872年-1949年),四川成都人,早年留学日本,归国后任四川《醒群报》主笔,鼓吹新学。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,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,并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《说孝》等文,猛烈抨击旧礼教,在“五四”时期影响很大,胡适称他为“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”。

  

他对旧礼教的不满与他的身世有关。1893年,吴虞的父亲吴兴杰丧妻之后纳妾另娶,把20岁的吴虞和妻子赶回乡下老家靠收取田租和教授私塾家馆为生。出于对西方新学的热衷,1905年,33岁的吴虞赴日本留学,1907年归国后发现祖辈留下来的数百亩田地已被父亲罄售无余。

  

1910年,吴兴杰因连续纳妾挥霍掉全部家产,转过来与儿子争夺财产,父子二人因此大打出手并对簿公堂。吴虞为此写下《家庭苦趣》一文油印散发,一方面揭露父亲的种种劣迹;另一方面旁征博引,为自己的言行提供法理依据。一年之后,吴兴杰与吴虞的父子官司以吴虞胜诉而告终,从此父子之间形同陌路……


田汉故里,国歌摇篮。


1924年8月,田汉带着老母、病妻、1岁的儿子田海男、岳母和三弟田洪,离开上海启程出发回长沙。这段旅途历时三个多月,最困窘时,田汉身上只剩下1块钱。


1924年8月,戏剧家田汉的妻子易漱谕在上海染病。上海那种阴沉霉湿的气候,对其病体十分不利,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她的思乡之情。恰在此时,田汉的母亲接到其婆婆(即田汉的祖母)病危的电报,急需回长沙见其最后一面。所以田汉带着老母、病妻、1岁的儿子田海男、岳母和三弟田洪,离开上海启程出发。

  

久病不堪的易漱谕,实在经受不了水上的颠簸,只好在南通弃船登岸,田汉的母亲、岳母、田洪和1周岁的儿子坐船先回长沙了。9月13日是中秋节,田汉、易漱谕夫妇在南通一起过节。之后,田汉陪着妻子在南通生活了半个多月,后乘船抵达汉口。

  

这时,田汉的盘缠已经基本用完,身上只剩下1块钱了。最终,经朋友慷慨解囊,他们才抵达湖南长沙市。田汉为病妻雇了一辆轿子,走了72里山路,最终回到老家花果园田家塅茅坪。因为茅坪的老屋已经卖掉了,田汉一家只好借住在歌棣塘外祖父家中。

  

从上海动身,历时三个多月,旅途的奔波、困顿和劳累,吃不香,睡不甜,易漱谕的病情更重了,田汉也疲惫不堪。这一年的腊月二十日(1925年1月14日),易漱谕不幸病逝于老家。

  

田汉这位戏剧大师也如今天的许多怀乡人一样,有“回不去的故乡”的感慨。他在一篇回忆此次回乡的文章中写道:“我诞生之地,早已卖给人家了,我从那所房子前面经过时,几乎要哭出来。因为连我小时候攀援过的那些果树都被新主人砍掉了。我们‘上无一尺天,下无一尺地’,却到哪里去找泥和树枝建小屋,更到哪里去栽豆子养蜜蜂呢?”

  

早在1912年,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,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:头等为二等的二倍,二等为三等的二倍,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,大多数的人都买三等票。当时没有预售制度,大家都是排队抢票。梁实秋描述:“买票的时候,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。”1923年,郁达夫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,发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,于是抢了张票,正自得意,却发现是一张二等座,心疼不已。


大家熟悉的“冰心奶奶”


1929年12月,冰心打算回上海娘家过阳历年,探望病重的母亲。由于战乱,她打算先乘坐平津铁路的火车到天津,再从天津乘船回上海。谁曾想,当日的二等、三等火车票已经销售一空。


1929年12月14日,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打算回上海娘家过阳历年,探望病重的母亲杨福慈。当时正是普及阳历(国历)、废除农历的时候,农历年春节不被国家重视,只有元旦有假期。

  

那天早晨,冰心向中国旅行社打电话,要订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。前一年,南方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奉系军阀激战,导致铁路交通被切断,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铁路无法通车。为此,冰心打算先乘坐平津铁路的火车到天津,再从天津乘船回上海。

  

旅行社业务员答复冰心,因为临近元旦假期,回家过阳历年的旅客很多,最快只有五天后——12月19日才能买到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。于是12月18日,冰心去北平火车站买18日的火车票,那天买票的人太多,二等、三等火车票已经销售一空。因为丈夫吴文藻打算将她送到天津,她就买了两张平津特快火车票,价钱很贵。

  

晚上七点左右,火车抵达天津。冰心夫妇乘坐公交车去了国民饭店住宿,等待翌日出发的轮船。待在旅馆里的冰心,内心焦虑,慢性肠炎的老毛病又发作了,上吐下泻,神志模糊。直到船启程的那天,冰心的身体还是没有恢复,但她坚持要走。吴文藻无奈只能让她一个人回上海。

  

翌日下午两点半,冰心在天津码头上了轮船,走进自己的舱位。她购买的是“官舱”,相当于火车上的软卧,然而她发现官舱也不好坐,人很多: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船舱,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,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一个人之外,其余的乘客,或者带着小孩,或者带了箱篓包裹等各种行李,把空间塞得满满的,连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。

  

冰心蜷曲在铺位上休息,因为铺位太逼仄,没法把双脚舒展开来。小孩的哭闹声,大人的叱骂声,机器的轰鸣声,和柴油味、机油味、铁锈味、汗臭味、脚臭味,阵阵熏来,令人作呕。

  

轮船在天津码头逗留了七小时,到晚上十点多才缓缓开动。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三天三夜,直到12月22日下午六点多才抵达目的地——上海浦东码头。由于肠胃不适,精神疲劳,冰心在船上的几天吃不下任何食物。

  

很多人喜欢冰心写母亲的文字:“母亲呵,天上的风雨来了,鸟儿躲到他的巢里;心中的风雨来了,我只躲到你的怀里。”“母亲啊,你是荷叶,我是红莲。心中的雨点来了,除了你,谁是我在无遮盖天空下的隐蔽?”

  

冰心的母亲杨福慈,19岁时,她和福建的一位爱国海军军官谢葆璋结婚。十年后,长女冰心降临人间,随后,冰心的三个弟弟接踵而来,组成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小家庭。在冰心眼里,母亲是一位极为温柔娴静的女性。她从不打骂孩子,总是用温言软语讲故事的方法劝说孩子。母亲喜欢读书,她的针线筐里总是放有书。她最爱看的是同盟会刊物《天讨》,当时看这类书刊,是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的。冰心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成员,常偷偷带些这类书刊给母亲看。


冰心曾说:“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,我都同意,只有看到或听到‘打倒贤妻良母’的口号时,我总觉得有点刺眼逆耳……我希望她们要打倒的,是一些恸弱依赖的软体动物,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。


沈从文墓碑文: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故乡。”


1934年1月,沈从文从北京回湖南湘西凤凰县探望病母。他从北京火车站出发,一路辗转抵达桃源县。从桃源到凤凰不通公路,沈从文只好乘船到泸溪县的浦市镇。因为是逆沅水而上,船走得很慢,他在船上度过了难熬的七天七夜。


1934年1月7日,沈从文听说母亲黄素英病重,决定回湘西凤凰县探望她。他从北京火车站出发,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后抵达长沙,再转车到常德,继而从常德乘车抵达桃源县。这时,五天时间已经过去了。

  

从桃源到凤凰不通公路,沈从文只好乘船到泸溪县的浦市镇。因为是逆沅水而上,船走得很慢,他在船上度过了难熬的七天七夜。

  

从浦市镇到凤凰县,没有水路,他只好再走两天陆路。为了犒劳下辛苦的身心,也为了还乡的体面,他坐了两天轿子回到凤凰县。就这样,沈从文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从北京回到了故乡。

  

在这几千里的回乡之路中,沈从文给妻子写了很多信,讲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,这些信件便是1992年出版的《湘行书简》。他在信中说:“除了路途遥远,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……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,若果浪把我卷去,我也得有个伴!”

  

由于沈从文花在旅途中的时间太多,他在信中吩咐妻子代他向《大公报》编辑部请假。那次回到北平后,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向大哥解释了自己为何不能回故乡的原因,一是路途太远,不能及时赶回北平上班;二是回家路途不安全,令他心惊肉跳,深感恐惧;三是回家开支太大,要花很多钱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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